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之源、实然之困及纾解之道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我国智库建设的使命定位、发展走向、总体格局和发展理念指明了方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新局面，为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高质量智力支持。在中国进入“强时代”“变时代”与“复杂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成效关系到国家软实力的强弱。从中国古代智库的浮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智库建设逐渐体系化，到改革开放后的迭代升级，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长足进步，这些无疑表明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基础雄厚，发展速度加快，数量类型增多，成果质量攀升等现实特征。然而，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起步较晚，质量参差不齐，映射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水平亟待提升。在新时代背景下，透视实践导向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历史发展逻辑和现实发展所需，分析其建设进程中存在的实然困境，审视其未来建设方向，深挖更具实践性、创新性、自主性和时代性的纾解策略，对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阐释

围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较多，但讨论其内涵的研究较少。左雪松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科学民主决策、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软实力以及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中国”的攻略定位、“特色”的谋略定位、“新型”的方略定位、“智库”的战略定位以及“建设”的策略定位进行内在变量逻辑分析。何巧源认为，可从对外和对内两个层面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根本目的在于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致力于打造中国高端智库，增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对内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服务政府决策的软实力，核心遵循是“以人为本”，准确诊断各类重要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义为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具体而言，分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要从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等方面进行（见图1）。

何为智库？智库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以“智囊团”“智者之库”“思想库”“军师”“谋士”等形象，在国家治理、政府决策、社会发展等方面彰显出其独特的能动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将智库定义为：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国际层面的“中国智库”是中国核心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是“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和讲述者，是发出“中国声音”的支撑者和推动者；国内层面的“中国智库”是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智力支持者，充分展现了思想创新、理论宣传、舆论引导和服务决策的功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专门对智库服务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智库服务能力越强，政府决策效率越高。同时，政府决策的公开性越高，智库贡献服务价值的机会就会越多。

何为中国特色？从“中国特色”视角来看，其是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的，是赋能国家发展、服务于政府与人民的中坚力量；其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智库”而不是“美国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代言人；其与政府部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不是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

此外，除具有国外智库注重开展国家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影响公众、持续学习先进智库理念与管理经验等普适性特点外，我国智库还致力于基于中国国情解决重大关键问题、鼓励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生共进、切实服务社会公众需求、贴近基层发现热点难点痛点问题等，这些都凸显了我国智库所具备的“中国特色”。

何为新型智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智库已然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新型智库突破了主要依托于政府、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传统智库圈域，集聚社会智库、高校智库、科技智库等各类智库服务资源以提升影响力。新型智库将互联网平台、现代信息化技术嵌入智库建设，改变了以文字报告为主的传统智库成果传播形式，大大增加了智库成果的可读性。新型智库从利用文本分析、逻辑推理、规范分析等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转向利用个案研究、数据统计、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模型建构等交叉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充分利用各种预测工具进行可视化数据分析，科学研判智库的研究范围、发展趋势等。

何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具备智库的共同表征外，结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同时还要具备“特”“新”“高”的深层特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直接决定了我国智库性质、研究立场的不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立足于中国国情，有着独特的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不仅体现在其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确立适合智库科学运行的管理体制，直接为国家大政方针与战略决策提供政策选择方案，同时充分释放政策研究、解读、评估等功能影响政策制定者，也注重持续输出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众福祉的“接地气”的研究成果，着力展现智库成果的应用价值与现实效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高”主要体现在其创新性与科学性，既能够对新问题做出新解释，对潜在问题做出深度的预见与分析，又能够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直面国内外的热点问题和战略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纠偏性、可行性、预见性的解决方案，持续性输出有深度、有影响、有标志、有高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明确其功能定位，探索一条适配于“中国特色”的智库发展道路，从而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之源

基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所需，将回顾历史与明示现在加以统筹思考，是构建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必要基础（见图2）。

3.1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历史逻辑

重视智者和谋士的培养与任用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文化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在历史时期自然也不乏设置专门的智囊团、智囊机构或制度。先秦时期，“尊老制度”可以称为古代智库雏形的起点；春秋战国时期，古代智库得到进一步发展——“养士制度”的出现成为孕育智库的动力；随后秦朝的“谏议制度”以及明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等，让古代智库发展达至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批符合中国时代发展特色的政策研究机构，中国智库建设逐渐体系化。除了大众熟知的党中央、国务院直属的研究机构以及中央党校等，1949年成立的国务院参事室、中国人民外交协会、中国科学院，1956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1960年成立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决策支持和服务。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察觉到智库在外交、社会、经济等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尝试改变智库的发展模式，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内改革需要。1985—1995年，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对选拔的70名年轻学者进行培训。世界银行作为国际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国智库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第一批中国智库访问学者访学美国，首次贯彻落实“走出去”的对外交往方针。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这是中国同非洲开展集体对话的有效机制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标志着中非关系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后，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把决策咨询提到了更高的层面，愈来愈重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其本质是为了促使智库建设能够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总而言之，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智库贯彻落实了“引进来”“走出去”的方针，实现了智库发展战略目标和推进理路的不断迭代升级。

从中国古代时期的智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智库，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智库，中国智库呈现出繁荣发展之势，智库成果不再仅仅局限于服务国内需求，也着眼于参与解决国际问题。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智库建设起步较晚，仍然处于摸索、尝试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智库仍有一定的差距，尚未呈现崛起状态。因此，中国智库需根据国内发展形势需要，从创新智库建设路径形成完善的交流互动机制，充分展现外交功能等多维角度入手，规划中国特色的智库发展蓝图，让智库建设与发展并行于中国国际地位。

3.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现实所需

立足于国内国外经济发展新趋势，为了夯实契合经济强国地位，中国智库发展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由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向新型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开始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与发展的动力和逻辑也发生了深刻转变。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直接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必由之路，本质上刻画了本质上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适应新形势的体现。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要为决策者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服务，也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准确信息。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建设何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新要求，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中美关系呈现螺旋式下降态势，美国试图在经济、安全、科研等领域对中国进行降维打击。对此，中国必须要掌握并且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充分释放国际影响力效能，把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作为倒逼动力赋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就目前国内形势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在需求与供给两个层面下足功夫。在需求层面，智库作为战略前瞻观察与政策咨询性研究机构，要满足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需求，切实提升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不能滞后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在供给方面，传统的成果产出、输出以及转化形式已然不能满足于现实需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从人才、资金、传播以及合作网络等多个维度体系统筹入手，有效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色核心能力。事实上，新的发展环境和挑战问题正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研究与提出解决方案的新命题；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发展特色核心能力，担当新的发展使命，才能适应新的内外部发展环境、迎接新的发展挑战。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实然困境

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打造国家高端智库的关键，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然而，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并不是喊口号，更不是生拉硬套。当前由于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认识上的盲区与误区，实际践行中存在多个“双重”困境（见图3）。

4.1

服务定位与成果质量陷入“双重窘境”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服务决策定位的准确性与成果的质量，直接体现了智库建设的水平和效果。在实际践行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极容易陷入“双重窘境”。一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组织架构上具备一定程度的官方属性，在科研经费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这不仅意味着官方智库和非官方智库之间会出现资源配置不均、信息获取不畅、人才分布不当、成果归属不明等问题，而且会导致各类智库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内斗”现象致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浮于表面，无暇顾及党和国家真正的需求，更无法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自身战略定位和决策服务边界模糊造成了人力、脑力、财力等资源的严重浪费，“伪专业化”“假大空”的智库观点和成果就会随之展露在公众视野之中，破坏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智库只是充当了政府的“笔杆子”“传话筒”，服务决策咨询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往往只“交差”不“复盘”、只“报送”不“思考”、只“看上”不“看下”，导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成果质量不高、成效不明显，“唯科研论”“唯批示论”倾向严重，服务效能大打折扣，无法真正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可行性建议。

4.2

现实导向与成果传播落入“双重危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建设过程中过度倾向于凭借自身力量向社会传播研究成果，忽视了成果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传播网络体系的构建，导致能量释放受阻，往往落入“双重危机”。一方面，不能将社会前沿问题、群众关心问题作为研究方向，智库研究人员下不去基层、做不了调研，真正能够发现和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的智库少之又少。研究成果空洞、不接地气、“缝缝补补”现象频现，大批的研究产品或成果表面繁荣，背后实质是供需的不匹配、不均衡，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现实导向性较孱弱。另一方面，部分智库囿于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等不利外部环境，自身传播意识孱弱，或仍沿袭传统的研究方式和管理组织手段，未能吸引媒体对其成果加大力度报道，在“被动性”与“主动性”因素、自身因素与外界因素“冷态度”的双重牵制下，不能顺应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发展的时代发展趋势。社交媒体的出现更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至娱乐、购物等诸如此类的视阈中，人们对智库品牌及成果提不起兴趣和热情，结构性失衡成为制约智库成果传播效果的常见制约因素。

4.3

智库制度面临缺失与空转“双重难题”

随着智库建设与发展方式的多样化，不健全的智库制度体系导致智库运行陷入了僵局。一方面，顶层设计力度不够。我国尚无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环节和程序，缺少健全的智库参与公共政策的体制机制，不具备基本的战略规划管理制度，无法将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送至决策者，导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正常运行受阻。在西方国家，公共决策过程已将咨询纳入法定程序，同时咨询报告成为“法定标本”，相比之下，我国智库的战略地位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导致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政策文件，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设要求与建设方向，但是相关部门以及智库自身在政策执行落实方面存在敷衍、应付心理，制度空转现象明显，导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议仅仅浮在面上，甚至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的各个主体、部门及组织等尚未形成合力来协同推进制度落实，也未形成良性竞争机制、评价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以及评估体系等，智库建设回应制度力度孱弱，导致建设效果大打折扣。

4.4

人才队伍呈现失衡与静置“双重病态”

目前，我国智库存在人才配置不合理、人才队伍断层等实然问题，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单一且传统的人才梯队建设模式成为制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瓶颈，专职研究人员与工作人员、理工类人才与文史哲类人才比例严重失衡，造成科技智库没有专门的公共政策研究专家、社会智库没有专门的科技人才工作者等情况。以兰德公司为例，其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占比为3∶2；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占比接近1.2∶9，这种“主辅”人才比例势必影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另一方面，中国智库人才缺乏流动性，出现了官方智库“旋转门”机制通畅、体制外智库“旋转门”机制不畅的现象。而欧美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机制实现了研究者与实践者、学者与官员的身份转换。相比之下，目前我国智库人才的流动性较差，流动也仅是政府退休人员向智库的单向流动，现有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机构任职的现象。换言之，我国的“旋转门”只打开了半扇。

4.5

智库对外交流创新能力深陷“双重困局”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要求并未完全相互呼应，这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不完全相符合，其面临的国际“困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智库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和主动性比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略有滞后，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特色优势和专属位置。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多次在欧美国家一流媒体撰文或接受采访，做到及时发出中国声音。在国际舆论场域，有时中国智库以及专家学者就某些重大问题会处于“集体失声”状态，其通常在国内进行发声，而在国外的“落地声”极少。另一方面，中国智库在国际前沿议题方面设置能力不足，对国际智库舆情热点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了解不够深入，无法科学研判国际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整体研究缺乏预见性、储备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真正为整个国家做谋划的能力稍显欠缺，难以为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策略提供可靠依据。

纾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困境的具体路径

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助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各类智库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直接表现。只有将上述5个“双重”困境一一突破，才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向纵深建设（见图4）。

5.1

厘清智库服务理念，打破“双重窘境”

为党和国家提供精准的决策科学依据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内容，输出高质量成果是评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水平的核心标准。一方面，智库建设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要遵循“船（国家战略）–帆（政策导向）–压舱石（智库）”的建设规律，致力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完成改革发展任务提供动力支持。此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该特征映射至智库领域主要体现在“决策依靠人民、决策为了人民”。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把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致力于打造为人民做研究的新型科学智库。另一方面，从“笔力”和“脑力”二元轨道发力，为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支撑，提供问题导向的决策方案。要从降低决策失误率为切入点，注重开展前瞻性、储备性、战略性研究，而不是仅仅囿于眼前具体问题开展短期性、片面性、应景性研究；统筹人力、财力、物力等智库资源，多产出、输出深刻的、有洞见的思想产品，而不是一味地进行规模扩张和级别提升。唯有此，才能真正做出具有创新性与思想性的研究成果，才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智库”，释放服务决策效能。

5.2

良性运转智库成果，消释“双重危机”

智库成果“高质量产出+有效传播”是驱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动力，也是加快智库成果转化的关键步骤。一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掌握好“时、度、效”的原则，基于社会与公众的关注点、兴奋点和热议点，对重大舆论现象要力争第一时间介入，展现调研能力、深究能力，真正走出去、沉下去，依靠“脚力”让智库产品走在社会舆论前面，发布更多有价值的智库产品。及时、准确、全面地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度调查研究的同时，也要面向基层社会，掌握第一手资料，发现问题症结所在，持续强化智库的贡献力。另一方面，智库产品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其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要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式，将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由一味注重内参报送，转向更加注重媒体发表、公开发布和舆论引导，促进智库产品链、价值链的有效延伸，扩大智库成果的受众面。不仅要借助微博、微信、知乎、抖音等各大社交网络平台做到及时发声、真实发声、精准发声，也要加强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避免负面舆论挤压相关智库研究的空间，从多方位防止发生“沉默的螺旋效应”。

5.3

完善智库制度体系，破解“双重难题”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本质上是一场智库的转型，制度建设则是保障智库发展平稳进行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政府要在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和特色化的制度办法——既包括对智库层面的决策咨询制度，也包括对智库工作人员的培养、考核和流动等制度；既包括对新型智库建设战略规划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包括具体的智库结构布局细则和有针对性的运行工作流程制度——逐步完善智库相关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明确智库运转的原则、组织架构、工作要求和实践形态，从而真正保证“上传下达”的渠道畅通，实现智库的高效运作，有效避免制度空转现象。从长远角度来看，健全的制度支持有利于新型智库建设更加科学化和法治化，是从深层次增强智库影响力的动力。另一方面，要建立政府向智库主动咨询机制，旨在实现智库咨询的制度化、常态化，在做好应急性咨询的同时，也要做好常态化咨询。这就要求进一步建立完善智库咨询常态化机制，把智库咨询置于决策之前、纳入决策之中，将决策咨询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同时，嵌入优胜劣汰竞争机制，促使智库更加适配一般市场规律，实现供需关系平衡。只有建立健全和贯彻落实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同时发力，才能持续推进新型智库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最大限度释放影响力，加速把制度优势转为发展动能，才能充分挖掘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内生动力。

5.4

打造优质人才高地，诊治“双重病态”

打造高端新型智库首先要拥有一批集专业性强、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智库工作者，以“人才质量如何”真实反映“智库质量如何”，打造智库研究人才高地。一方面，充分认识并切实加强好理工科类与文史哲类智库研究人才合作，遵循跨域培养、融合培养、多向培养的理念，搭建一支稳定的多学科交叉融合、跨部门、跨机构的专业智库研究团队，借助完善的人才评价体系以及人才选拔机制，切实提升智库研究人员的交叉化、综合化和专业化能力，保证智库研究人才能进来、能留下、能用好、能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智人才”互动任职的重要性。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借鉴国外“旋转门”经验，鼓励政府退休官员和政策研究人员参与到智库研究工作中，鼓励智库专家到政府决策部门进行挂职锻炼和任职借调等，有效促进智库研究与政府决策的互动与融通，为智库成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添砖加瓦。同时，加大对智库在人事、资金、行政上的支持力度，将退休官员自身能力及广泛关系网络吸纳到智库中，为加速度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高质量开展研究工作提供重要要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经验表明，必须坚持以人才为主、激活存量、储备增量、提升质量的思路，打造一支具备学术成果转化能力的高端人才队伍，助推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水平。

5.5

做好国际公共外交，化解“双重困局”

提升国际影响力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与发出中国声音的有力见证。一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是凸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直接标志。智库作为政府外交的“发言人”，要打破传统的“一轨”外交，依托新型“二轨”外交（发言人+助推者）增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在研判国际形势与厘定我国战略规划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做到“审时度势、集思广益、开拓创新、研提建议”，打造立体化、多元化、开放化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要主动设置议题，发挥智库舆论引导功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形势，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正面阐释国家重大战略，让国外智库对中国智库有一个正面认知、理性认知、建设性认知。通过积极搭建国际交流会话平台、举办国际论坛、参与重大外事活动等，把中国智库产品成果以最完美的样态展现给其他国际主体，使中国故事在国内乃至国际舆论场有效、深刻传播。此外，要注重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技术结合运用，促使中国智库研究成果向国际场域扩散。要借鉴国际社会在智库建设方面的有益做法，根据世界媒体的发展趋势，做好全媒体时代的智库建设与战略传播，切实赢得在国际智库领域的话语权。

结语

目前，学界和政界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达成一致认知与共识。本研究通过阐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历史逻辑以及现实所需，辨别其本质，指出其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双重窘境”“双重危机”“双重难题”“双重病态”以及“双重困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厘清智库服务理念、良性运转智库成果、完善智库制度体系、打造优质人才高地以及做好国际公共外交5个层面有针对性地解决5个相对应的“双重问题”，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视角和新的方向，促使其为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精准的智库服务，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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